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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菁说 | 医患之间——那些难忘的病人们(一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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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患之间——那些难忘的病人们(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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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房里来了个血液病患者,一个陕北村里的中年女性,壮壮的身板,圆圆的脸,鼻子里塞着殷了血的纸,惨白的脸上挂着听天由命的无奈。陪着来的还有她的公公,一样壮壮的身板,圆圆的脸,颜色是黑红的。


病人入院检验单上赫然写着:血小板2千(正常是10-30万)、血色素4克,同时妊娠12周,胚胎已经停止发育。血液科的意见是必须处理了子宫内的胎儿才能继续血液病的治疗。


全院会诊结果: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合并妊娠。参加会诊的人对患者状态无比担忧,因为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很低,死亡率却极高。治疗要求用大量的洗涤红细胞和洗涤血小板,还要用丙种球蛋白、用最强有力的抗生素预防感染。


这些治疗的任何一项都是需要大价钱的,那些洗涤的红细胞、血小板的价钱都是普通者的几倍还多。而且合并了妊娠的血栓性血小板减少,只要胎儿不排除,病情就会一直持续恶化,灌进去的红细胞啊、血小板啊,很快就被消灭掉了。矛盾的是,血小板不升高到8万、血红蛋白不升高8克,引产又是绝对不被允许的。难怪那些会诊的同行们离开的时候都无比同情地对我说:“你算是弄了一个定时炸弹来了。”



治疗开始了,先纠正贫血、再纠正血小板,这边的血色素还没有开始升高,那边血小板又已经开始破坏了。还没怎么着呢,钱已经花得快两万了。


病人有了放弃的意思,说是不如回家等死了,这样不亚于每天烧他们家辛辛苦苦挣来的那一点点积蓄。这时候病人的公公说话了,他那双眼睛我凝视过一次,就再也不能忘记了。那是一双纯朴得不能再纯朴的眼睛了,跟我说话的时候,满眼里除了恳求还是恳求。他说:“这娃是咱家的好娃呢,过了门就一心一意跟我娃过日子。我们在村头开了一个磨坊,这两年也挣了一点钱,不怕的,等人好了,咱回去还能挣”。我听着他不紧不慢的诉说,心里酸楚却有说不出的宁静;我看着他毫不抱怨疾病的可恨和自家的厄运,言语里却又是决不放弃的坚定。一时间,我对这位快六十岁的农村老人充满了敬仰,我知道这是位真正坚强的、对生活决不屈服的人。旁边的同事说话了:“大爷,说句不该说的话吧,这病治好的希望不大呢,就是在我们这里解决的肚子里的孩子,那血液上的事儿也还说不准,还真不如趁着还没花太多的钱,就回家得了,想吃点什么好的就多吃点,来北京一趟带她各处转转去得了……”


我狠狠地瞪了那说话的人一眼,生怕老人跟他吵起来。没想到老人憨厚地一笑,不仅没有如我想象的生气,还很感激地说:“娃呀,我知道你这话是为咱想的,是为咱好。可我这娃她是个好娃啊,我怎么能眼看着她等死呢。”然后他又把恳求的目光投向了我,似乎是看穿了我的心思,也认定了我有什么办法帮他似的。


我不敢看他的眼睛,只是艰难地告诉他,住院部又催缴押金了,再告诉他要想做那个取出胎儿的手术估计没有十万块钱下不来的。


他连说知道知道,他说他去想办法。他说他们村有几个后生在北京的南边打工,他还有个远房的侄子也在北京的南边打工,还是个什么小头头。


我对他要想的办法是心存了很大的疑虑的。在北京打工的本家?乡亲?那些为了能过年时带点钱回家的人们已经把生活的水准降到最低了,他们能拿出钱来填这个无底的深洞?



第二天下了手术,我在走廊里见到了七八个穿着不是黑就是蓝的男人,一看就知道真的是一些在北京打工的人。他们蹲着围成一个圈儿,头都低着,里面还有那位不肯放弃的老公公。看见我过来,老公公站了起来,还拉着一个像是他们中领导模样的人。那“领导”说他是老公公的远方侄子,在北京南边的一个工地干活儿。我仔细打量他,他也认真端详我。然后他说:“大夫,我知道这病不好治,我们这么多人把能凑的钱都凑来了,一共有4万多不到五万。您看能不能就把这手术给做了呢,我知道这让您为难了。我们也撂这儿一句话,只要您给做了,是死是活就是她的命了,我们也认了,绝不找您的麻烦。您看看,让您作难了,我们真是没办法了,能找来的乡亲都找来了……”


我直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些几乎是所谓社会“最底层”的打工的人们,那一双双眼睛里闪动的竟都是恳切与期待的光芒,我在那光芒的背后居然还读到了一丝的愧疚。那是他们自觉因为没有筹到足够的钱可能会给我带来麻烦的愧疚。


一向以“伶牙俐齿”著称的我,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。就在这个时候,那个“领导”一把把我拉到稍微僻静一点的地方,从怀里掏出什么,又用极快的速度伸向我的外衣口袋。


这个时候,我一直忍在眼睛里的泪终于不争气地流了出来。我紧紧攥住他的手从我的口袋里往外揪,只说了一句话:“不是所有大夫都只认钱的,我要是再拿你们的钱,我就不是人了。”


就这么一句话,那男人就真的缩回了手。他明白了我,也听懂了我这句发自内心的话。


这样懂得人世间感情的人怎么能听不懂我说的是不是真心的话呢!



我告诉他们我去跟领导争取尽快安排手术,我让他们放心地等我的回话。然后我几乎是奔跑着找到我的领导,把一切都告诉了她。


她听了,想了一会儿说:“你不给她做谁给她做呢,不管钱的事儿了,先做了再说吧。”


手术很快安排做了,术中也并没有出那么多的血,一切都难以想象地顺利。术后很久,我都不敢相信我们居然敢在仅有一万多血小板的情况下做了手术,而且还没花那么多的钱。


术后也没有严重的感染,血液系统的异常居然慢慢地向着正常的方向发展了。


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奇迹,也有说我是福将的,还有说老天爷是我干爹的。总之,这绝对是个奇迹。


就在手术后不久的一个傍晚,我下班出门,围墙外又看见一溜蹲着三四个男人,我认出来,里面有那个患者的丈夫和公公。见到我,老公公迎了过来,手里拿着几个个袋子,一个装着榛子,另两个装着新鲜的玉米面。他笑呵呵地说那是家里自己的东西,如果我不收下,就是看不起他们农村人了。


我当然收下,我说我就爱吃新鲜的棒子面。


第二天,我用医院发的午餐卡在院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两箱牛奶。进到病人的房间时,我却平生了一种难为情地感觉。不知道为什么,我总觉得这样做有点对不住人家似的(直到现在,我都没弄清楚我当时那种难为情是为什么)。


我匆匆放下手里的东西,看都没敢看他们,只词不达意说了句:“你好好保养保养吧!”。然后逃跑一样地离开了病房。


忍不住回头看去,从房门上方的小窗户里,我看见那女人坐在床上两个肩膀一耸一耸地哭了。旁边站着的老公公和年轻丈夫也低了头不知在说着什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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